国家创新系统阶段论：依附型、追赶型和自主型

国家创新系统具有历史阶段性

正如埃德奎斯特（2009）对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特点所做的一个概括，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强调历史进路和演化论思路。弗里曼和苏特（2004）对历史上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国家创新系统，以及五次经济长波时期的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历史考察；纳尔逊（Nelson，1993)对诸多国家的创新系统进行了考察。D. Foray（2000）揭示，法国创新系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使命导向型”走向“扩散导向型”（见本书9.5）。

李正风和曾国屏（1999）提出，中国创新系统，1949年至1977年是政府指令型；1978年后发生从政府指令型向政府导引型的转型。OECD（2008，p.72）将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划分为孕育阶段（1975－1978），试验阶段（1978－1985）、科技体制结构改革阶段（1985－1995）、科技体制深化改革阶段（1995－2005），以及走向以企业为中心的创新系统阶段（2005年至今）。

国家创新系统的类型：依附型、追赶型和自主型

从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大尺度以及从国际宽广视野看，以一个国家核心技术（以及知识、资金）等创新要素的来源为重要指标，提出：国家创新系统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即依附型，追赶型和自主型。国家创新系统的演进总体上表现为从三个阶段，即依附型阶段，追赶型阶段，自主型阶段。

对三种类型和阶段的提法，可以得到有关理论的支撑，也能得到历史的支撑。

关于依附(dependence)的研究，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经典的成果是Santos （1970）“依附的结构”。所谓依附，指的是这样一种状况，若干国家的经济受到其他经济体的发展和扩张的制约，前着从属于后者。依附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殖民地依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进行出口贸易；二是金融－产业依附，三是技术－产业依附，发展中国家受制于跨国公司。后来，一些学者提出了“新依附理论”，其代表人物是亚马默奇（Yamamura）和哈奇（Hatch）。按他们的观点，东亚在高技术产业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是依附于日本的技术，依附于日本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战略 。

关于追赶研究，其经典之作是格申克龙（Gerschenkron）的《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 ；法格博格等（2009）对有关追赶研究的文献进行了很好的述评。

关于自主或自主创新，有关理论探索和构建，尚处于起步阶段。笔者认为，“国家自主性理论” 可以对我们构建自主创新理论具有借鉴价值。

从历史上看， 18世纪后期英国发生产业革命，19世纪德国、美国等国家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以德国为例，从1834年关税同盟的建立到1871年德国统一，德国的纺织技术、蒸汽机技术、蒸汽火车技术等，主要来源于英国，德国创新系统处于依附型阶段；1871年德国统一后，大力推动工业化进程，并开拓了合成染料化学工业和电气工业这些以科学为基础的新型工业，到19世纪末成为欧洲头号经济强国。这期间，德国创新系统为追赶型阶段。此后德国创新系统进入到了自主型阶段。需要指出的是，二战后德国创新系统又经历了新一轮从依附、追赶到自主的过程。

对在当今世界，我们初步判断，拉美国家的创新系统处于依附型阶段；日本和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从追赶型阶段进入到了自主型阶段；而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则处于自主型阶段。

中国创新系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进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经历过依附苏联的阶段；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国家创新系统处于封闭半封闭状况；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很多产业的核心技术绝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存在着很高的技术依赖度，但总体上，我国创新系统进入了追赶型阶段。2006年党和政府提出了“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力争到2020年，进入自主型国家创新系统阶段。

摘自：刘立：《科技政策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